站起来的瞬间头晕眼花，这是病吗？

[48] 明确司法机构作为中央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方面解决争议的裁判者，是出于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具体矛盾和冲突的必要性。

不过，这种分类仍具启发性，我们可以据此对行政机关利用个人信息的法律保留程度加以区别。社会安全事件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民法总则》的制定与实施，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呈现出刑事、民事与行政并进的状态，并开始走向体系化。

[39]国内的研究也已经意识到，政府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不仅需要规制信息的商业利用者，还需要限制政府本身的权力。如发生个人信息处理目的的改变，或有关个人信息意外泄露、毁灭或损坏等情形，应当及时告知。[4]参见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40]个人信息是一项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它不仅需要得到其他民事主体的尊重，也需要国家公权力机构予以尊重。[20]再如，男性Y— STR染色体家系排查分析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日益成熟。

[49]参见张永生、孙贝贝：《漩涡中的睢宁政府版征信》，《新京报》2014年7月2日，第A14版。而对非公共部门，则既要重视对个人权益的保护，又要尽可能减少因规制而增加其经营成本、阻碍信息的交流。[22]为了弥补这种理性的局限性，立法机关应当通过一般授权将规制的权力委任给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过程来更加妥当地协调风险认知和利益要求的冲突。

效果裁量包括决定裁量（即是否采取措施）、选择裁量（采取何种措施）、时期裁量（何时决定、采取措施）以及程序裁量（如何决定、采取措施）。因此，对于风险评估，需要限缩评估过程中的行政裁量。立法机关既不能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完全的禁止，也不能完全不予规定，将转基因食品风险完全留待到损害确认阶段解决。典型的具有很强紧迫性的例子是广泛使用的化学制品、药品或食品严重致害的消息。

为了确保公众能够充分了解风险评估的内容、过程等信息，评估机关或机构公开信息的方式需要以尽可能提高公开程度并减少公众理解的障碍为目标，国外通常也针对信息公开制定规则或基准，为信息公开提供指引。其次，风险管理机关可以进行选择裁量，决定规制的方式。

当风险仅仅为可回避的危险或者不确定的风险时，行政机关就必须补充公共利益的考虑，从而获得判断余地和选择空间，进行效果裁量。这种意思不确定、具有多义性的不确定法律概念通常包括两种类型：经验性不确定法律概念，即纯粹以现实世界中原则上可以用感官或其他方式经验化的客体作为指称的对象，例如黑暗、夜间、噪音等。此时，风险管理机关需要根据风险的等级以及事态的发展决定采取行动的时间安排，以避免不同任务之间的冲突。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采用的是目录强制标识的方式，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目录内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就必须标识。

这种概念不存在真实性问题、只有妥当与否的问题，需要通过价值补充实现具体化。风险评估界定暴露于特定环境因素下的健康影响，风险管理则是基于风险评估过程和结果做出规制或其他决定的过程。从裁量理论的角度去讨论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问题的核心意义在于通过对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复杂性的阐述，确定一种对待规制的正确态度，即不应当用科学或者公共舆论去捆绑行政机关，使得行政机关疲于应付，无法去构建建立在深思熟虑基础上的行动框架。基于转基因食品消费的普遍性和广泛性，一旦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转化为确定的危害，则会导致广泛的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损害。

但是在实践中，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效果并不理想。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一旦得到确定，必然会成为普遍的、重大的损害。

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主要是专家，实际上是将转基因食品的风险看作一种客观意义上的风险，而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则主要是公众和社会组织，他们则是将转基因食品的风险看作一种主观意义上的风险。[19]在法律上，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则会导致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要求之间的冲突。

[6] 基于上述两点，本文旨在以行政机关在风险规制过程中的行政裁量为切入点，从寻求具有确定性的制度安排转为解释和分析针对不确定性的规制过程，分析行政机关如何通过行使裁量权进行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进而探讨是否需要控制裁量权、如何控制裁量权等理论问题，从而围绕裁量权的行使形成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过程的一般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制度的对策建议。而规制的过程则应该符合以下三方面的要求：法治的要求，即确保法规范得到妥当的实施，从而确保风险规制活动在法治框架之内进行。专家需要由评估机关或者管理评估机构的行政机关进行选拔，是一项独立的行政活动。【注释】 [1] 陈景辉：面对转基因问题的法律态度——法律人应当如何思考科学问题，《法学》2015年第9期，第118页。[8] 例如，在美国，有大量支持强制标识以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组织通过消费者运动对行政机关和企业施加压力，要求进行转基因食品的信息披露。被认为有营养特性或毒性的特定组成部分。

一方面，转基因食品风险给转基因食品的推广和普及带来隐患。[29] 就转基因食品风险评估来说，在范围上，对转基因食品风险需要进行全面审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建议各国应全面评估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包括：直接健康影响（毒性）。

[28]日本也在2003年依据《食品安全基本法》在内阁府内设立作为第三者机关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以根据当时所达到的科学知识水平，客观且中立、公正地进行食品健康影响评价。[68]其次，行政机关可以根据风险的特征以及所涉及的公共利益进行选择裁量。

由于英美特有的自由主义传统，国家介入转基因食品风险保护公民生命健康十分困难，特别是在美国，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商业言论自由，政府采取措施规制转基因食品极易遭遇合宪性挑战。有学者已经意识到这种信息规制的缺陷，指出知情权意味着消费者要自负责任，如果特定转基因食品被证明是有害的，那么这个责任应当由消费者自己承担，即使消费者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例如依照侵权法或者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制造商予以赔偿，也遮蔽了其中保护公民生命健康的国家义务。

[64] 参见戚建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组织之重构，《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第71页。[5] 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获取的程序——一种理性分析》，雷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页。参见戚建刚、易君：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北方法学》2014年第2期，第93页。街边摊位或农贸市场销售的食品。

此外，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目录范围过窄、已经十年没有增加新种类，不能确保新型食品所使用的原料必然在目录的范围之内。首先，风险评估机关已经通过风险评估将风险这一经验性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

[65] 在转基因食品风险管理方面，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也不能完全代替转基因食品标识：首先，除了少数产品（可食用的农产品或直接加工品）直接面向消费者，绝大多数农业转基因生物产品都作为原料进入市场，由食品生产者进行进一步加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成立由医学、农业、食品、营养、生物、环境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笔者认为，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最终的成本需要公众来负担。[62]更重要的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食品风险评估在侧重点和方法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依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除了考虑对人体影响外，还需要考虑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构成的危险或者潜在的风险。

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上实际上在逐渐放宽。See Stephanie Amaru, A Natural Compromise; A Moderate Solution to the GMO Natural Labeling Dispute, Food and Drug Law Journal, Vol.69, No.4,2014, pp.593～594. 【期刊名称】《清华法学》【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2 进入专题： 转基因食品 风险规制 行政裁量 司法审查 。也就是说，查明事实真相本身就是一个不精确、存在各种可能的过程，因此存在估量和判断，但是他认为这不是裁量活动，因为裁量的本质特征是建立在一定客观基础上的主观选择。[15]按照该测试，政府对转基因食品的规制必须涉及到实质性的政府利益，反过来说，当存在实质性政府利益时，政府可以进行规制。

[27]在组织安排上，食品风险评估通常由独立行政机关或同一行政机关的不同机构实施。必要性要求所采取的措施在诸多措施中是最温和的、侵害最小的。

在风险管理阶段，应该在风险要件之外引入公共利益要件，以抵抗风险科学性对裁量空间的压缩，并对具体情境下的公共利益内涵进行要件裁量。依据辅助性理论（Subsidiaritaetsprinaip）的要求，实现公共利益是国家责无旁贷的绝对任务，在个人凭自己的努力无法实现公共利益时，国家可以介入，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

例如，美国康涅狄格州免除以下情况下的标识义务：酒精饮料。可以据此判断，立法者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未加以区别，转基因食品可以直接适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有关规定。